明亡后为日本讲学时期。
性是生之理，只有生而后有生之理。他承认万物是真实的客观存在，不以人的意识或感觉为转移。
他说：天下之用，皆其有者也。[80]《朱子·语类》卷九十五。他说：朱子抑有忽然上达之语，则愚所未安。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。自其合同而化者则浑沦于太极之中而为一。
[178]《论语·为政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四。[25]《大有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二。在王夫之看来，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下学与上达不能截然分开，下学中有上达，上达之后还要继续学，不能说上达之后就达到绝对真理，再也无事可做，不能前进了。
[1] 理（规律）虽然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，但人们只要遵循它，缘以求之，就可以认识。[47] 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·大学传第六章》，第17页。他把生产实践作为行的内容，并认为它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这是他的杰出贡献，但这并不是自觉的，而是朴素的、直观的，他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明这个观点，而是在讨论具体问题中迸发出来的。他批判程、朱派的知先行后是立一划然之次序，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，且将荡然以失据，则已异于圣人之道矣[50]。
[3] 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·孟子·告子上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700页。他提出了知也者，固以行为功者也。
他说：将为格物穷理之学，抑必勉勉孜孜，而后择之精、语之详，是知必以行为功也。这样他们同佛教唯心论一样，根本不去用行检验知，而是以自己的主观观念作为标准，搞所谓内心参悟就够了。但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掌握它，并使它对人类发生功用。[30] 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·论语·学而》，第195页。
这就从唯物主义真理论的立场对道学唯心论作了一次清算。王夫之对于这两派唯心论都进行了批判，并在对他们的批判中提出了行先知后的知行统一学说。以为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‘飞鸟以凶尚谁咎乎？[22] 这就是说，应当顺应历史的必然性，在大乱之极，积极采取行动，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化，而不能消极等待。如果靠感官和思维能够穷尽所有的理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
他认为实现这种反映的条件是：形也，神也，物也，三相遇而知觉乃发[13]，就是说只有当感觉器官（形）、精神作用（神）和客观对象（物）结合之后才能发生。王夫之的这个批判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主观真理论的荒谬本质。
所以在他看来，知觉活动实际上是认识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过程，也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过程，心以具理则是这种反映的结果。王夫之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成果，而且作出了重要发展。
心以具理，尤不可谓即心而即理，心苟非理，理亡而心尚寄于耳目口体之官以幸免于死也。应当说这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在他思想中的反映。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，对王夫之是有深刻影响的。他说：目所不见之有色，耳所不闻之有声，言所不及之有义，小体之小也。他说：今我所以知两间之有者，目之所遇，心之所觉，……人可以与其事而乃得以亲用之者也。[9] 这里所说，自在天地之间的道，是事物的客观规律。
又如他在批评司马光论战争问题时说，战争的内容和形式，古今不同，对战争性质和规律的认识不能一成不变，古今异时，强弱异势，战守异宜，利害异趣，据一时之可否，定千秋之事非，此立言之大病[36]。他能够提出这个思想，说明他比那些顽固的道学家要深刻得多。
这也是王夫之在知行学说上的一个重要贡献。他认为治河不能像历史上常做的那样，只图目前的利，而要合于义。
这样，他实际上就否定了地主阶级道德的绝对性。总之，天理先天就存在于人的心中。
[51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说命中二》，第76页。王夫之在这里所说的学，具有广泛的意义，也包括认识在内。[28] 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·孟子·告子下》，第706页。这虽然是就封建社会来说的，但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某种总结，表现了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。
[42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洪范二》，第112页。若立个时节因缘，作迷语关头，则已入释氏窠臼。
这种反映他又称为心涵众理，他说：夫神明者，岂实为一物，坚凝窒塞而不容理之得入者哉。世界上的理不是一次便能穷尽的，王夫之的这个分析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。
这同道学家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说成是永恒的唯一的道德，说成是至善的天理，把农民阶级的合理要求骂成人欲，并绝对对立起来，二者还是有区别的。王夫之认为，人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、又由博反约，即下学而上达的不断发展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，不能说忽然有一天就能穷尽天下之理。
以陆九渊、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者，宣扬心即理的唯心主义观点，公开否定真理的客观性。根据这个认识，他提出治河必须因河之所冲，相其汙下，多为渠以分釃之，而尽毁其堤[25]，即因势利导，开渠疏通。同时应当指出，由于王夫之没有彻底批判朱熹的唯心论，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动摇性，比如他在论心与理的关系时，说心有道心，有人心，所谓道心是健顺、五常之性（这一点与朱熹不同）之所在，又叫仁义之心。因此他们是异尚而同归[52]。
细人乃颠倒惛瞀，自困于利之中以亟逢其害，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。他所说的行，主要还是封建道德践履，更不可能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作用。
特别是主张按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，这个思想是很可贵的。[26] 王夫之：《读四书大全说·中庸第一章》，第72页。
他在谈到社会由乱而治的转变时说，故极重而反，乱极而复，挟主周旋而能保其飞扬跋扈之雄，有是理哉。因为人以天之理为理，而天非以人之理为理者也[19]，即人们只能以客观规律作为自己的依据，而不能使客观世界服从人的主观思想。 |
首页>>育儿 
